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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在桓仁的艰苦岁月

来源:--引自《魅力桓仁》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本侵略军在不断加紧侵华步骤的同时,使出各种招数对付抗日联军。自民国24(1935)开始,日伪当局在东北范围内实行了“集家归电”的恶毒政策,把一师游击根据地的山村民房全部烧毁,强迫群众并到大电里去。在日伪当局的军事“讨伐”及其“集家归屯”政策的实施下,活动在桓仁地区的抗联一师陷人极困难的局面,游击根据地不断遭洗劫,军事密营陆续被破坏,活动区域逐新缩小,部队展次受挫。面对险恶的形势,抗联一军一师转人深山老林,开始了若的露营生活。夏季逢雨时,战士们只能用树棍支撑被褥搭蓬,人在蓬下铺着树枝树叶睡,雨一大,人就躺在了泥水中。寒冬腊月,战土们将地上的雪实上树枝树叶睡觉:每当大雪封山枯枝败叶也难以找到时,干脆用雪把全身埋起来,睡在雪里。冬天露营实在冷时,只好在四周点上篝火,人在火中间空地上睡。这种露营生活正如当时抗联中流传的歌曲所唱“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在露营的日子里,部队除武器随身携带外,还要携带帐蓬、小火炉、小、汤匙、碗筷以及锨、镝、斧、锯等用具,行动很不方便。在深山密林中生,吃饭成了第一个大问题。最初还有些密营存有粮食,也有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送来一点,尚能吃上生苞米、整高梁,或用锅炒一下,或用雪水煮着吃。到后来,存粮的密营都被敌人破坏,群众也很少送来粮食,日本侵略军封山太严,指战员只能以山菜、野菜甚至以草根、树皮为食物,吃水芹菜、山菠菜、野菇、杏树叶、输树皮等。有时吃膨菇中毒,全身浮肿。战士们长期饮食不良,极度缺乏营养。穿衣也很成问题,由于密秘被服厂都被破坏,又得不到群众的支援,战们的衣服大都破烂不遮体。吃穿难,又无暇收拾仪表,战士们头发长,胡须也很长,简直成了原始部落的山里人。

尽管条件艰苦,抗联战士仍充满乐观精神和胜利信心。他们把露营说成是三碧绿”、“三卫生”的好生活。夏季在草地上,铺着树叶、盖着树叶,叫做“碧绿炕”、“碧绿博”、“碧绿被”。冬天睡在白雪上,铺的白雪、盖的白雪,叫做“卫生炕”、“卫生”、“卫生被”。至于露营遇雨睡在泥水中,他们就说:身上脏了有自然喷水器、天然浴池。在露营生活中,用火做饭很危险,敌人常常根据炊烟发现抗联的宿营地,便前来袭击,因而用火只能在晚上。可当时炊具不全,做顿饭很费时间。战士们根据这种需要发明了“排灶”。在地上抱一长土沟或用石头全成一长洞,上边放一排锅盆等做饭,底下用长劈柴烧火,既快速又省事。待做好饭后,马上用水浇灭灶火。这么以来,敌人再也无法根据数烟发现抗联宿营地了。在艰苦的露营生活中,抗联战士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他们利用空隙时间努力学习文化,在雪地上练字,为胜利后搞建设打基础。在困难面前、抗联的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仍然保持着真正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生产上一律平等。生活虽苦,但执行纪律更加严明,从未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和其他违犯纪律的行为。抗联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一师虽陷困境,却并不仅仅局限于保存实力,消极防御,而是以深山老林为依托,经常四处寻机打击敌人。一些小股或零散的敌人展展被所,不少敌占的大电常常遭袭击,这一切使得驻扎在恒仁山区的日伪军终日难得安宁,不敢贸然在山区活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抗联与日本“讨伐队”斗智斗勇,从“讨伐队“手中存粮。“讨伐队”进山“讨伐”抗联,要带足粮食。而山区不便于车辆行走,他们便抓老百姓给他们背粮,每500人的“讨伐队”中就有100名群众背粮。抗联派小部队把“讨伐队”往山路窄的地方引,再派精干队伍插入其队伍中,把“讨伐队”与背粮的群众拦腰斩断,打掉看守群众的几个日本兵,群众就把粮食交给了抗联。

抗联还善于拦截敌人运送物资的车辆,补充军需的不足。一次,正值杨靖宇在桓仁与一师共同活动,得添日本侵略军有两辆汽车从恒仁县开往宽甸县牛毛坞运白面。杨靖字立即集合部队,从中选出30名精干的战士组成一支突袭小分队。他将警卫员小王送来的一掉炒大豆分给大家,恰好每人5粒。战土们都知道,他已3天没洁一粒米,而这大豆正是大家集中起来送给他的,所以战土们谁也不肯吃。这时,他以命令的口吻说:“每人吃五粒炒豆,要换回五袋白面”。大家含泪咽下豆子出发了。杨靖宇率突袭小分队埋伏在公路旁的树丛中。当敌人的汽车驶到近前时,他第一枪就打死了一个鬼子。没等其余的鬼子明白过来,战士们一阵射击,两辆车上的10个押车鬼子全部被打死,两汽车白面成为战士们的战利品,为部队解决了一时的困难。

当一师指战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与目本侵略军争斗时,仁山区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向一师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敌人虽烧段了游击根据地的大部分村庄,并且对反抗者残酷镇压,但人民群众并未服。一些人跑到山上居住,挖地客子或搭木概。有的人因地窨子潮湿和烟而死,有的人因无粮吃蘑菇中毒死去。但他们宁死也睡在荒

山草地,坚决不入敌人的大电。仁县仙人洞的王玉林始终住在老秃顶子大山沟里,敌人把他的木棚烧掉,他就带上两个孩子到山后破房场住。冬天风大雪厚天气寒冷,孩子冻得直哭,他硬是一边紧避日伪的搜查,一边还始终坚持为一师送信、送情报、送粮食。为把一师留下的200余袋白面、15套军衣和其他一些用具保存下来,高俭地住户、抗联地方工作员曲金生应付了敌人的几次搜查,最后把东西全部交还给一师。住在仙人洞沟里小土房的唐永田一次收养一师伤员10余人,千方百计躲过敌人搜捕。仙人洞的潘老大娘收留负伤的十一连马广福连长和一个姓李的战士1个月,曾遇敌人数次搜查,都以自已的亲属为名掩饰过去。一师缺粮食,群众就借出围子外种地之机,采用多带种子或在牲口草料袋里装粮食的办法送给一师。仙人洞的群众被迫归到木孟子大电后,有20多户人早出晚归,到仙人洞沟里种地,借机会给一师送粮、送盐。木孟子暖河子村的刘风样把粮食藏在大车里,上边装上谷草运出围子,送给在山上活动的游击连。陈庆在围子外种地时见到特务连,宁肯种不上地,把五六十斤豆种送给特务连战士吃。归到木孟子大电的妇女,利用上山采野菜或洗衣服的机会,把粮食装在筐、盆底下带出围子,送给一师。还有的群众把炒面袋系在腰里带出围子,有的故意把牲口轰出围子,再以找牲口为名往围子外带粮食。仙人洞、高俭地、大恩堡、小恩保的群众把打下的粮食藏在山上,再设法把藏粮的地点通知一师。

对于群众支援抗联的做法,日伪当局极力镇压。桓仁高俭地倪盛春等6名群众在山里安家,为一师提供情报和粮食等,被敌人一起捕去杀害。修振玉为负伤的一师战士治过病,敌人把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抓去杀死。陈景奎、彭玉堂等13人也因有为一师办事的嫌疑而遭敌速捕,受尽酷刑。桓仁县外三保洋湖沟的侯庆林是一师的地方工作员,敌人残忍地将他全家7口全部杀死。东大阳二道沟的孙德武为一师送粮走后,敌人把他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抓去杀死,然后用刺刀挑开部。尽管敌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人民群众支援抗联的行动丝毫没有停止。根仁县抗联地方工作人员高明远为给一师做衣服到本溪县买布,中途被伪警察提去关押了好几天,施以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但始终未吐露真情。放出来时,他全身没有一点好的地方,仍咬着牙把布送到山里,交给一师。高俭地的修振声把1名牺牲的一师战士尸体掩埋起来,并把死者的枪收起来,用自己的粮袋子包好,亲自送还给一师。

一师指战员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授,生活上时有添补,精神上倍受鼓舞,抗日的斗志更加旺盛。就连日伪当局也承认:“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和民众感情的融和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

民国27(1938)以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关内战场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从而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可乘之机。为巩固东北这块侵华的后方基地,日伪当局分别从其本土以及关内战场抽调大批兵力补充东北侵略军,使侵略东北的关东军增加到50万人,以此向东北抗日军民施加军事压力,解除关内战场的后顾之优。同时,日伪当局的“集家归电”政策和“保甲连坐”制度已在东北范围内全面完成。   

民国27(1938),在桓仁并屯52个,全县被划成10个区,共编951580牌。尤其是日伪当局实施了“三光”政策,造成大量的无人区,致使抗联活动异常困难。民国27(1938)夏秋,一师游击连一直在桓仁县老発顶子山区活动。日伪当局对这支队伍并未放过,一方面加紧追,一方面施以诱降手段。指导员李双录的父亲被日军抓去,李双录毅然拒绝了日伪当局的劝降,并拔出手枪表示:“宁死不投降!”表现出一个抗联干部的坚强革命意志。

一师四团四连在连长马广福的带领下,特务连在指导员权秀花的带领下,仍坚持在框仁境内打游击。同时,一师所属的几支游击队也分别在田、马、于等指导员的领导下,活动在桓仁与兴京交界的大山里。民国27(1938)初秋开始,一师剩余部队陆续战略转移到濛江(今靖字县)等地,维续开展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