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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修德进业的伦理支点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朱 岚
    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诚信是传统社会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根本,是小到个体心灵塑造、大到社会秩序构建的伦理支点,如今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必须立足传统诚信道德资源,涵养诚信价值观,为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提供道德资源和价值支柱。
    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
    诚信即诚实、守信,涵盖了“诚”和“信”两个方面,是内在道德自觉与外在伦理规范的统一,也是传统社会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
    首先,“诚”是向内的,指向如何对待自我,从道德的维度规定了如何“为人”。所谓“诚”,即内心真诚、真实,“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强调对自我的诚实无欺。内省无愧于良心,俯仰不怍于天地,这是自我内在的道德自觉,是做人的基本品质,也是道德修养的基础。古人把“诚”视为修身的核心、完善自我的功夫,“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诚”也由此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
    其次,“信”是向外的,指向如何对待他人,从伦理的维度规定了如何“处世”。所谓“信”,即守信、守诺,把“毋自欺”延展到“毋欺他”,把道德主体内在的“诚”推及他人,强调对他人的“诚”,即对别人真诚无欺,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具体德目,“信”是人际相与的基本要求。孔子更是把信视为人之为人的道德伦理规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再次,就诚与信的关系而言,诚是信的内在基础和道德源泉,信是诚的外在延伸和伦理呈现,诚与信内外呼应、相通无碍。一方面,“诚于中而形于外”,没有诚这一内在的基本道德品格,就不可能对别人真诚、诚实,“内诚于心”方可“外信于人”。另一方面,信是诚的道德实践,内在的诚体现于外在的信中,“欺人”即“自欺”,对别人言行不一、背信弃义,其实也是对自己“诚”之德性的背叛和欺骗,诚与信一体两面,形神相通。诚信构成了为人处世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人安身立命、修德进业的根本。
    最后,诚信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普适性的德目。正是基于这种普适性,当狭义的忠、孝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随着宗法社会、君主集权政体的解体而陷入困境时,诚信却历久弥新,彰显出     其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成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的宝贵资源。
    诚信是治国理政的道德基石
    诚信不仅是完善自我人格以及人际相与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更是治国理政的道德基石。
    第一,诚信是对执政者必然的基本道德要求。上行下效,君邪则臣佞,官德不正则民德、民风败坏。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执政者的不诚信必然带来整个社会诚信道德的崩溃。源清流洁,以德治国首先要求执政者身体力行,践行诚信道德,垂范天下。在孔子看来,诚信的人才能获得信任并担当重任,言行不一、不诚不信者是没有资格治国理政的。
    第二,取信于民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求。无论是儒家的王道,还是法家的霸道,都强调取信于民是得天下的前提,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求。管子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凝聚人心、感召天下的根本;魏征在上疏中也劝谏君主诚信治国,“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诚信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公信力是政权的合法性所在。守信义、讲信用、有信誉,民众才会信赖、信任并对政权充满信心,得民心方能得天下。
    第三,诚信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道德准则。诚信不仅是对执政者个体的道德要求,更是对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治国理政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正如司马光总结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时所言:“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把“敬事而信”作为“道千乘之国”的首要要求。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即使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无信则民不立、国不保。
    第四,诚信是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的前提和保证。治理国家追求的是政通人和,如果君臣相欺、官民失信,则必然令不行、禁不止,上下各行其是,治理失效或低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实际上是一个践行诚信的过程。政府没有信用,无论是丰厚的奖赏还是严苛的刑罚,都不足以勉励人们行善或禁止人们作恶,“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传统诚信道德的局限及其现代转换
    应当看到,传统诚信是传统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血缘宗法社会条件下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在现代社会必然呈现出其局限性。传统诚信的现代转换是构建诚信价值观和推进诚信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具体地说,传统诚信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乡土社会中,诚信从范围上囿于调解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有限人际关系;二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条件下,诚信从功能上囿于调解以个体道德自觉为基础的单纯伦理关系。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熟人社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式的陌生个体之间的关系。与之相联系,人与人之间在伦理关系之外,更多地体现为利益关系。这就要求传统诚信从范围和功能上作出相应的拓展:一是超越血缘、地缘熟人圈子的限制,由身份到契约,由道德情感到道德理性,把“熟人社会”对朋友、熟人狭隘的诚信扩展为“生人社会”对所有人的普遍诚信;二是超越单纯的伦理关系向度,扩展到对利益关系的协调,建立以契约关系为保证、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诚信观。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以诚信道德为基础,以契约、规则、制度、法律为保障,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既注重以内在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人格自律,更强调以外在约束为核心的制度他律,实现软性道德约束与硬性制度规范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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